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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鸡鸣三省会议会址的考证

作者:毕节市鸡鸣三省会议联合考证组 编辑: 来源:毕节市七星关区党史地方志办公室 发布时间:2015-04-22 16:58:38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第491页记载:遵义会议后,“在红军转战途中,2月5日在川滇黔交界的一个叫鸡鸣三省的村子,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习惯上也称总书记);决定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博古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这一权威记载,说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鸡鸣三省会议(以下简称“鸡鸣三省会议”)的历史真实性。鸡鸣三省会议的伟大历史意义有三点:一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推选和委任中央领导人,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二是从组织上清除了王明“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为中国共产党制定正确路线、方针、政策,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三是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标志着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开始形成。然而,由于记载比较简略,会议概况、具体地点都没具体记载清楚,以致众说纷纭。为立准立好共产党的历史,用长征精神武装干部和群众,为毕节的科学发展、后发赶超、同步小康凝聚正能量,毕节市史志办与七星关区史志办联合成立考证组(以下简称考证组),先后到毕节市有关单位,遵义市,四川的古蔺、叙永,云南的镇雄、威信,甘肃的陇南、成县,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博物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国家图书馆等地查阅相关书籍、文献史料,对鸡鸣三省会议会址的有关问题进行调查考证。
  一、关于鸡鸣三省会议的考证 
   1、鸡鸣三省会议召开时间的考证:
    从掌握的各种相关书籍、文献史料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于1935年2月5日召开鸡鸣三省会议是不争的共识。但是在2月5日的何时召开的呢?多数文献史料都没有记载,少数文章或著述中有不同的记载。主要有凌晨说、晚上说 和中午说三种。
  凌晨说的代表有四川省古蔺县委党史研究室何世鸿等,他在其《关于博古交权地址的考证》一文中说:中央纵队在石厢子住了两三天,大致从2月3日下午直到5日上午10点左右,中央领导开会时间比较充裕,像“交权”这样重大的问题没有充裕的时间是不可能解决的。如果认定会议时间为5日,与其说是长途跋涉、疲劳不堪,且时间仓促开会,还不如说5日在石厢子开完会再出发,更合情理。这只是一个推论,推论始终不是史实。
晚上说的代表有程中原等,他在《谈不尽的张闻天》里著述“1935年2月5日晚,中央纵队行军到达鸡鸣三省地域威信县境内水田寨附近的一个小村落花房子驻扎。在这里常委讨论分工,确定以洛代博,由洛甫(张闻天)‘在党内负总的责任’”。可这有伍云甫的长征日记:“1935年2月5日,路很难行(三里路行了约三小时),二十三时半才到花房子。”给予否定,也不是史实。
  中午说的代表有博古的侄子秦福铨在著作《博古和毛泽东——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领袖们》中说:“1953年夏天,我出差上海,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每逢休息日我总爱去潘汉年伯伯家玩,有时下棋,有时聊天。有一天他说起在无锡刚认识博古时,在一起筹备举行孙中山先生追悼大会的一些趣事,我趁他高兴,问起遵义会议之事。他沉思一会说:1934年中央红军离开雩都,进行大转移时,我在总政治部工作。......1935年2月,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攻打土城失利,(在)折回云南扎西休整(的途中),中央领导住进的村子,当地人‘鸡鸣三省’村。2月5日午饭后,周恩来到博古住处,和博古做了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一共六点,涉及五个人。......”秦著在另一章节写道:潘汉年“来到博古住处,博古向潘汉年谈了遵义会议的全过程。谈得很细,要求潘汉年仔细记下,并把周恩来昨天说的话也仔仔细细地讲了一遍。并强调:现在自己决定交权,让位给张闻天,并同意会议的决定,重新起用毛泽东,完全是为了中央红军的命运,为了中央政治局的团结。......博古说:交权不仅仅是交三个印章,交几箱文件.最重要的是要向共产国际交代,让共产国际批准张闻天接班。否则,即便交了印章,共产国际不承认,这个权还是没有交出去。所以这个工作必须由你来做,也只你才能完成这个任务,因为我和王明约定的秘密联络员是你,只有你去了他才会相信是我的意愿。”
据潘汉年的口述:周恩来与博古在鸡鸣三省村的谈话中说到:“洛甫是自己跳出来的。(遵义)会议后我同老朱(朱德)、老王(王稼祥)商议,一致意见让老毛(毛泽东)来做(书记)。但后来我同毛泽东交换意见,他说现在博古在军队里威信低,没有号召力,换一个人来做会好些。但是博古在政治路线上是紧跟共产国际的,现在还不能提政治路线上的问题,所以就很难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提出罢免他的理由。而且现在是非常时期,要保持领导层的稳定十分重要,一定要维护五中全会的选举结果,只能做个别调整。因此,即使博古不做书记,也还是政治局常委、军事委员,今后还要在一起共事的,所以对博古只能说服,不能硬来。”这充分说明,周恩来找博古谈话之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会议还没有召开。通过谈话,博古同意“主动辞去总书记职务后”,会议就必然立即召开,并且博古要在会上主动提出辞去“总书记”职务的申请。
  从所掌握的资料分析,只有秦福铨著作中的资料来自潘汉年的口述,而潘汉年是博古和王明的秘密联络员又是中央派往苏联向共产国际秉报工作的代表,是目前所找到的来源可靠、记录具体、最具权威的史料。由此可以得出:鸡鸣三省会议召开的具体时间是1935年2月5日午饭后,不是上午,也不是当日很晚的事。
  2、鸡鸣三省会议召开地点的考证:    根据(1)《党的历史教训》(周恩来,中央档案馆所存记录稿,1971年6月10日)“……在长征中,毛主席先取得了稼祥、洛甫的支持。……当时博古再继续领导是困难的,再领导没人服了。本来理所当然归毛主席领导,没有问题。洛甫那个时候提出要变换领导,他说博古不行。我记得很清楚,毛主席把我找去说,洛甫现在要变换领导。我们当时说,当然是毛主席。大家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毛主席硬是让洛甫做一做看。人总是要帮嘛。说服了大家,当时就让洛甫做了。……从土城战斗渡了赤水河。我们赶快转到三省交界即四川、贵州、云南交界地方,有个庄子名字很特别,叫‘鸡鸣三省’。鸡一叫三省都听到,就在那个地方,洛甫才做了书记(总负责人),换下了博古。”
   (2)《刘英自述·张闻天夫人口述历史》(人民出版社)第49页:“到2月5日在‘鸡鸣三省’这个村子里,常委分工又决定由闻天接替博古负总的责任(习惯称为总书记)。”
   (3)《红军长征编年纪实》(李勇、殷子贤编著)第56-57页:“2月5日,毛泽东等离开石厢子,到达川、滇、黔边界的鸡鸣三省村。毛泽东同周恩来谈洛甫提出中共中央领导的问题。随后,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由洛甫接替博古在党内负总的责任。”
   (4)《毛泽东在重大历史关头》(宫力、朱地、陈述著,红旗出版社)第040页:“在中央红军到达大河滩之前,2月5日前后在川滇黔交界的鸡鸣三省一带,经毛泽东提议,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责党中央总的工作。”
   (5)《人民日报》(1985年8月9日):杨尚昆在《坚持真理,竭忠尽职——缅怀张闻天同志》一文里写道:“2月5日,到了“鸡鸣三省”这个地方,常委决定闻天同志在党中央负总的责任。这是在当时条件下党的集体意志作出的选择。他的任职保证了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指挥,在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
    (6)《遵义会议资料汇编》(吴德坤主编,2009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第139页:“(伍修权1982回忆)在退出遵义途中,在云、贵、川交界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地方,选举张闻天同志为中央总负责人,……”。第225页:“《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一)关于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的职务问题现经查明,在长征途中,党中央于一九三五年二月五日曾在鸡鸣三省这个村子宿营。”“可以认为: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的职务,是一九三五年二月五日在鸡鸣三省,当时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时决定的。”
   根据以上权威资料印证,召开鸡鸣三省会议的地点就是鸡鸣三省小村子,而不是其他地方。
  3、鸡鸣三省会议参会人员的考证:根据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的《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显示,出席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朱德、陈云、周恩来、张闻天、博古六人。这六个政治局委员中,至今已知的,除朱德以外,都提到过鸡鸣三省会议的事。
周恩来在《党的历史教训》中讲述:“……在长征中,毛主席先取得了稼祥、洛甫的支持。……当时博古再继续领导是困难的,再领导没人服了。本来理所当然归毛主席领导,没有问题。洛甫那个时候提出要变换领导,他说博古不行。我记得很清楚,毛主席把我找去说,洛甫现在要变换领导。我们当时说,当然是毛主席。大家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毛主席硬是让洛甫做一做看。人总是要帮嘛。说服了大家,当时就让洛甫做了。……从土城战斗渡了赤水河。我们赶快转到三省交界即四川、贵州、云南交界地方,有个庄子名字很特别,叫‘鸡鸣三省’。鸡一叫三省都听到,就在那个地方,洛甫才做了书记(总负责人),换下了博古。”根据周恩来这一讲述,周恩来、毛泽东、张闻天、博古参加了会议。
陈云讲述:“我们进入鸡鸣三省的那段路很险要,只能够一人走。只要稍有阻塞,就将是全军覆没。”说明陈云当日是与周恩来等其他中央领导人一起到鸡鸣三省的。陈云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当然参加了中央政治局鸡鸣三省会议。而且陈云多次讲到关于鸡鸣三省会议的事。
1935年2月5日,中央书记处在鸡鸣三省会议后,发给中央苏区项英的电报称:“政治局及军委讨论了中央苏区的问题”,说明朱德也参加鸡鸣三省会议。
根据上述考证,参加鸡鸣三省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朱德、陈云、周恩来、张闻天、博古六人。
  4、鸡鸣三省会议内容的考证:    根据博古和潘汉年的谈话:“1935年2月,我主动交权后,张闻天急着要我派人去莫斯科秉报,就是为了要共产国际尽快承认这次‘转权’,批准他(张闻天)为‘总书记’,好名正言顺。”说明博古主动提出交权申请,鸡鸣三省会议接受了博古的申请。
   根据2月5日中央书记处发给中央苏区项英的电报称:“万万火急,项英、中央分局:政治局及军委讨论了中区的问题认为:(甲)分局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的苏区坚持游击战争,目前的困难是能够克服的,斗争的前途是有利的,对这一基本原则不许可任何动摇。(乙)要立即改变你们的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使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合,而目前许多广大的后方机关部队组织及许多老的斗争方式是不适合的。(丙)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区分会,以项英、陈毅、贺昌及其他二人组织之,项为主席,一切重要的军事问题,可经过军委讨论,分局则讨论战略战术的基本方针。先此电达,决议详情续告。中央书记处。二月五日。”电报说明鸡鸣三省会议对中央苏区作出有三点决定,即:1、中央苏区及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不可动摇;2、中央苏区及邻近苏区要立即改变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使之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合;3、成立以项英、陈毅、贺昌等组成,项英为主席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苏区分会。
   根据《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第491页记载:遵义会议后,“在红军转战途中,2月5日在川滇黔交界的一个叫鸡鸣三省的村子,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习惯上也称总书记);决定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博古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记载,说明鸡鸣三省会议作出了由推选张闻天接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任命博古为总政治部代理主任。
  综上考证,鸡鸣三省会议的决定有:1、接受博古辞去负中共中央总的责任(总书记)职务的申请;2、根据毛泽东提议,由张闻天接替博古负中共中央总的责任(习惯上也称为总书记);3、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4、博古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5、中央苏区及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不可动摇;6、中央苏区及邻近苏区要立即改变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使之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合;7、成立以项英、陈毅、贺昌等组成,项英为主席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苏区分会。
  综上所述,鸡鸣三省会议的基本情况如下:
  1935年2月5日,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行进到川滇黔三省交界处一个叫鸡鸣三省的村庄。
当天午饭后,周恩来找博古谈话,一共谈了六点,重点谈及五个人:一是关于遵义会议,二是关于周恩来自己,三是关于博古,四是关于毛泽东,五是关于张闻天,六是关于调换中央警卫营。周恩来一席推心置腹的谈话,解开了博古心中的迷茫,同意主动辞去中共中央总的负责(总书记)的职务,服从革命大局。
  接着,周恩来就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会议决定:1、接受博古辞去负中共中央总的责任(总书记)职务的申请;2、根据毛泽东提议,由张闻天接替博古负中共中央总的责任(习惯上也称为总书记);3、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4、博古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5、中央苏区及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不可动摇;6、中央苏区及邻近苏区要立即改变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使之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合;7、成立以项英、陈毅、贺昌等组成,项英为主席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苏区分会。第5、6、7三条,当日中央书记处电告项英等中央分局领导。 
  二、关于鸡鸣三省会议会址的考证   
   (一)从史料上考证鸡鸣三省会议会址:当前,对鸡鸣三省会议会址所在地有五种说法,其代表著述如下:                            1、明确鸡鸣三省会议会址在云南水田寨花房子的有:
    (1)1985年10月中共昭通地委党史办等单位发表的联合调查报告。该报告称:当年红军通讯党校校长兼政委曾三回忆,“记得我们刚进入云南不久住了一晚上,中央在那里开会,说是那个地方叫‘鸡鸣三省’,说鸡在一个什么地方的山上叫,三个省都能听到。”还有当年军委一局作战科参谋吕黎平同志回忆:“‘鸡鸣三省’那个庄子,在我的记忆中它的地点不是在贵州、四川地界,而是已进入云南的管辖范围,也即是说扎西水田寨。”
    (2)《红一方面军长征日志》(费侃如编著,2006年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出版)第116页:“2月5日中央决定张闻天代替秦邦宪履行总书记职责: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根据遵义会议‘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的决定,于进驻水田寨花房子后开会研究常委再分工问题,决定张闻天立即代替秦邦宪,履行总书记的职责。”
    (3)《历史转折中的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余伯流著,2008年9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第168页:“博古‘交权’的具体时间、地点,据专家考证确证,是1935年2月5日在云南省威信县水田寨这个‘鸡鸣三省’的地方。此地‘金鸡齐鸣’,三省皆知。”
    (4)《谈不尽的张闻天》(程中原著,2008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第132页:“1935年2月5日晚,中央纵队行军到达鸡鸣三省地域威信县境内水田寨附近的一个小村落花房子驻扎。在这里常委讨论分工,确定以洛代博,由洛甫(张闻天)‘在党内负总的责任’”。
    (5)《长征中的重大战略抉择》(徐占全、徐婧编著,2008年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第92页:“张闻天接替博古职务的时间,应是1935年2月5日,地点应在‘鸡鸣三省’的水田寨。”
    (6)《张闻天在1935-1938》(张培森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第2页:“2月5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进驻云南威信县水田寨,中央在此举行政治局会议,同意中央军委关于分工的提议,推举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的责任。”
    (7)《毛泽东与张闻天·跟作真理走》(张树德著,中国青年出版社)第七章:“由此,岔河这个地方就被人们称为‘鸡鸣三省’。在距水田寨二里左右的花房子,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讨论常委分工,决定由洛甫(张闻天)代替(博古(秦邦宪)党中央负总的责任(习惯称‘总书记’)”。
    (8)《秦邦宪(博古)传》(吴葆朴、李志英著, 2007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第165页:“红军沿川黔边行军,到达云贵川三省交界的云南省威信县水田寨花房子。这是三省交界处,天亮公鸡一叫,三个省的人家都可听到。所以有‘鸡鸣三省’之称。”
    以上著述中,中共昭通地委党史办等单位发表的联合调查报告最具权威性,但他们在考证中所采用的证据不是人们公认的历史、地图资料,也不是实地考察所得,而是一个曾在云贵川三省交界处急行军的外地老人的回忆,其真实性就存疑了。其于著述均为个人编著,有的是转载“昭通地委党史办的联合报告”,有的仅来自有关人士的回忆,仍欠考证,与实际不符。
    2、明确鸡鸣三省会议会址在云南水田寨高坎村的有:
    (1)《张闻天的足迹》(金成先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第94页:“经过土城战斗,转移到四川、贵州、云南三省交界之处的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地方。2月5日,中央纵队开进属于‘鸡鸣三省’地域的云南省威信县水田寨,并在水田寨西北面的高坎村宿营,就在这一天,按照遵义会议的决定,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讨论分工问题。
    (2)《毛泽东·从韶山到中南海(上)》(贾章旺著,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第368页:“2月5日,在‘鸡鸣三省’的扎西(威信)水田寨乡高坎村,中共中央常委进行分工:会议决定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
    (3)《张闻天》(马文奇、何宝昌、周环、毛丽英编著,北京出版社出版):“由此,岔河这个地方就被人们称为‘鸡鸣三省’。距水田寨各距二里左右,有两个庄子:水田寨和高坎。在这里(以高坎这个庄子可能性最大),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根据遵义会议的决定,讨论常委分工。决定由洛甫(张闻天)代替(博古(秦邦宪)党中央负总的责任(习惯称‘总书记’)”。
    以上著述,与花房子说同出一辙,且属推论,不可信。据伍云甫的长征日记:“1935年2月5日,路很难行(三里路行了约三小时),二十三时半才到花房子。”假若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是在高坎子宿营开会,除非中央机关走在先头部队的前头,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英明的中央领导是不会作出违背常识的决定,也不会作出违背战争规律的行动的。
    3、明确鸡鸣三省会议会址在四川石厢子的有:
    (1)《关于博古交权地址的考证》(四川省古蔺县委党史研究室何世鸿)。他论证“鸡鸣三省”会议在石厢子召开的理由有三:一是石厢子左濒赤水河,对岸是贵州,当年聚居有75户人家,400多口人,有一条山间小街,可以称得上“鸡鸣三省”的一个庄子。二是中央纵队在这里住了两三天,大致从2月3日下午直到5日上午10点左右,中央领导开会时间比较充裕,像“交权”这样重大的问题没有充裕的时间是不可能解决的。三是如果认定会议时间为5日,与其说是长途跋涉、疲劳不堪,且时间仓促开会,还不如说5日在石厢子开完会再出发,更合情理。
    (2)《中央红军长征在叙永》(中共叙永县委宣传部、叙永县史志办公室编,2005年泸新出字(2005)112号)。
     (3)《古蔺党史资料汇编》(1926-1949):“红军经过古蔺期间,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作出的主要决定有二:一是一九三五年二月五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石厢子(泛称鸡鸣三省)进行分工,决定洛甫代替博古负总责。......”
  (4)余伯流在《“博洛交接”的关键是周恩来石厢子谈话》写道:“笔者在2008年拙著《历史转折中的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一书中,曾经是持‘花房子说’的,我在讲述‘博洛交接’时曾写道‘2月5日,中央常委在水田寨花房子召开会议,决定‘博洛交接’。现在看来,这个观点要修正,‘博洛交接’的地点不是花房子,而是石厢子。”
    以上著述,把鸡鸣三省地区无限扩大,有意混淆真伪。如果鸡鸣三省会议是在石厢子召开的,那周恩来何必多此一举,详细描述鸡鸣三省村呢?直接就说叫石厢子会议,不就更明白吗?
   4、 明确鸡鸣三省会议会址在贵州林口的有: 
    (1)《中国共产党六十年大事简介》(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教研室主编、1985年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第169页:“二月五日,在贵州省的‘鸡鸣三省’村,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了分工,决定张闻天接替博古负总责。”
     (2)《中共毕节地区历史大事记》(原中共毕节地委党史主办,1985年编辑出版)第9页:“2月5日,中央红军进军扎西途中,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同志在毕节县林口区与云南、四川接壤处——‘鸡鸣三省’的一个村子里商定,由罗甫同志接替博古在中央的领导职务。”
     (3)《中国共产党毕节市历史》(原中共毕节市党史研究室,2005年编辑出版)第35页:“2月5日,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红一军团便从石箱子隐蔽进入‘鸡鸣三省’村。遵照遵义会议精神,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会议进行分工,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中央红军进入‘鸡鸣三省’地域后,红一军团就住在林口街上。……”
     (4)《中国共产党毕节地区历史》(原中共毕节地区党史研究室,2006年编辑出版)第23页:“1935年2月5日(正月初二),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负责人所在的中央纵队,渡过赤水河后进入云贵川三省交界的鸡鸣三省地域。在毕节县林口镇一个叫‘鸡鸣三省’的村子里,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常委分工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博古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以上著述,出自国家专门研究机构,公信度和权威性都比较高。
根据上述资料对比分析,鸡鸣三省会议会址在贵州林口。
     (二)鸡鸣三省村实地考证:根据周恩来对鸡鸣三省会议的讲述:“……从土城战斗渡了赤水河。我们赶快转到三省交界即四川、贵州、云南交界地方,有个庄子名字很特别,叫‘鸡鸣三省’。鸡一叫三省都听到,就在那个地方,洛甫才做了书记(总负责人),换下了博古”。由此推断:召开鸡鸣三省会议的庄子应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必须在云贵川三省交界的地方,鸡一叫三省都能听到; 二是必须是一个庄子;三是鸡鸣三省应是一个具体的地名,而非模糊的区域概念。
     考证组根据上述线索,先后到云南水田寨花房子、高坎子,四川石箱子、水潦和本省的林口镇鸡鸣三省村实地考察。情况如下:
     1、云南水田寨的花房子、高坎子。这两处:一是离云贵川三省交界的岔河处均在30华里以上,且中间隔着镇雄县的坡头乡,不在三省交界处。不要说这两个地方的鸡叫三个省听不到,就是放炮三个省也未必能听到;二是花房子至今也只有两三户人家,红军长征时更不可能是一个村庄;三是其地名历来都叫花房子、高坎子,没有鸡鸣三省的称谓。这两处显然不是召开鸡鸣三省会议的地方。伍云甫在其长征日记中写到:“二月五日,晴。由石相子出发,经水田寨,团匪据炮楼二座扰乱,绕山道,至花屋子,路甚难行(三里路行了约三小时),二十三时间半才到。与二科合住房子。”这印证了离先头部队有十几公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不可能于1935年2月5日赶到水田寨的花房子或高坎子宿营开会。
     2、四川石厢子。石厢子当时确是一个村庄,但离云贵川三省交界的岔河处仍有40华里,中间又隔着水潦乡,也不属三省交界的地方;而石箱子虽是一个古老的小村庄,但也从未有鸡鸣三省村的称谓。假如鸡鸣三省会议是在石厢子召开的,那么周恩来、陈云等就不会特别强调开会的地点是在鸡鸣三省了,何况他们是在石厢子过的年。
  3、贵州省的鸡鸣三省村位于云贵川三省交界处岔河的南岸,地处三省交界的中心,确实是鸡一叫三个省都能听到的地方。而且这里是古老的苗族村庄,庄子里有两百多年的老瓦房、老水井、老石阶路、老宅基存在;有清末民初修建的三圣宫遗址,民国甲寅年的《三圣宫碑序》记载着几十户人家捐资重建三圣宫的历史;这里从清末以来就有鸡鸣三省地名称谓,民国初年,镇雄县教育科科长涂向仁就曾为鸡鸣三省彝族土司余祥恒家撰写庄园大门对联,联文是“东临蜀水,西拥滇山,鸡鸣三省钟灵地;昔尚武功,今崇文治,虎踞千秋耀德辉。”那时,人们都称这里叫鸡鸣三省。
     实地考证的结果,只有贵州林口有个鸡鸣三省村,其他邻近地方没有第二个鸡鸣三省村。
     (三)各类地图标注“鸡鸣三省”地理位置:
     1、《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第二次印刷.下册)附图40:《一渡赤水河要图》标注 “鸡鸣三省” 在云贵川三省交界处的贵州地界上。
     2、《红一方面军长征日志》(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费侃如编著.2006年第一版): 第117页附图,地图上标注的“鸡鸣三省”在云贵川三省交界处的贵州地界上。
     3、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编(解放军出版社)的《一渡赤水河要图》(1935年1月19日-2月9日),标注鸡鸣三省在云贵川三省交界处的贵州地界上。
     4、《红军长征图片》(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解放军出版社):一渡赤水河要图(1935年1月19日-2月9日),标注鸡鸣三省在云贵川三省交界的贵州地界。
     5、《长征·英雄的史诗》(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编,郭得河、彭泉生主编,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第063页:红军一渡赤水要图,标注鸡鸣三省在云贵川三省交界的贵州地界。
     7、中共毕节地委党史研究1985年编辑出版的《红军在黔西北》末页,红军长征行军路线示意图标注鸡鸣三省在三省交界处贵州地界。
     8、镇雄县政府1985年编辑出版的《镇雄县志》首页地图标注的鸡鸣三省就在三省交界处镇雄坡头乡与贵州毕节县林口镇的交界处。
     所查地图,都一致地标注鸡鸣三省在三省交界处岔河及其南岸。以上这些地图,都是国家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测绘部门测绘出版的,必然有其历史来源。军事地图是指挥军事行动所必须的,如果军事地图标注有误,必然导致军事行动失败。这些地图都有不可辩驳的权威性、法定性和适用性,说明鸡鸣三省是在贵州林口的一个实实在在的地名,而不是一些专家学者所说的不确定的区域概念。
    (四)中央红军是否来过贵州鸡鸣三省村的考证:
     1、《党中央、军委纵队进入扎西地区路线及宿营时间示意图》(军事科学院绘图室绘制,1935年2月1日至2月9日):标注“鸡鸣三省”在云贵川三省交界的贵州省地界,标注党中央、军委纵队2月5日有两个宿营地点,一个是鸡鸣三省,一个是水田寨。说明当日,党中央、军委纵队有部分是到鸡鸣三省的,且在鸡鸣三省住宿了一夜。
     2、陈良栋、周鼎明、刘国恩、张世斌、侯明扬、彭思珍、侯在才等多位老人回忆:他们都亲眼看到红军进入鸡鸣三省村的情形,特别是看到女红军延路宣传、为穷孩子洗澡等活动。说明党中央、军委纵队的大部分是到过鸡鸣三省及林口镇的。88岁的苗族老人侯明扬讲述:1935年2月5日,他和两个妹妹在观音岩口放牛,正当他们兄妹在平地里玩得高兴的时候,忽然看一大队背着枪带着五角星军帽的部队从观音岩的古道往鸡鸣三省寨子走来。部队里大部分是男的,只有一小部分是女的。侯名扬兄妹很怕,侯名扬用苗语喊两个妹妹快跑。这时,几个走在队伍前面的女的喊道:“小孩子,不要怕,我们是红军。”侯名扬停了下来,站在路边观看,一个红军看到侯名扬衣衫单薄,还把他的帽子摘下来戴在侯名扬的头上。侯名扬跟着红军到了村子里,看见一些红军进到周团首家的大院里休息,吃过中午饭后,下午4、5点中的时候,才离开往林口去了。
     3、当时鸡鸣三省村的农民张绍芝、张绍洲和林口街上的谢腊腊等就地参加了红军。解放后,张绍洲先后在甘肃省古浪县、成县任过县长、县委书记。张绍洲在70年代回来探过亲。也证实中央红军到过鸡鸣三省村和林口。
  4、据世代在三岔河靠渡船为生的老船工赵德成回忆:1935年正月初二,刚吃过早饭,有几十个人从水潦方向来,过河往贵州方向去。一会儿大部队到来,有几个人来借我家的船,并派人看门,叫我们不要动,他们连人带马的渡过河到贵州方向去,……。
  5、中央红军军作训股股长王金元因在战斗中腿部受伤,到鸡鸣三省后,因伤口恶化,不能走路,被迫留下来在鸡鸣三省村一周姓苗族同胞家养伤,伤好即在周家当上门女婿,解放后就地安置林口工作。
上述史料和见证人都证明了1935年2月5日,中央军委纵队的一部来到了贵州林口的鸡鸣三省村。
  (五)关于中央领导人在鸡鸣三省村开会考证:
  1、据潘汉年口述:“2月5日午饭后,周恩来到博古住处,和博古做了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一共六点,涉及五个人。......”
  2、据侯明洋老人回忆:1935年大年初二,有好几百人的红军来到我们村。来后,有的进入周团头家大院内,有的拿枪在外面站着,有的到寨上给老百姓说话。周团头家是这里的大户,住的是一正两厢的大瓦房,至今,整个地基和左边的厢房还在。
  3、周元安讲述:他的哥哥周绍武是个地下党,1935年大年初二,红军来后就有很多人住在他家,在他家吃午饭。红军走时发给他哥哥一个班的枪,要他组织游击队开展斗争。红军走后不久,周绍武被国民党抓去杀害在林口,当地一些老人都知道。
鸡鸣三省村确实是个易守难攻的好地方,周团头家确实是个临时进住和开会的适合地方。
  (六)红军在林口街上宿营考证:
  1935年2月5日,中央红进入林口鸡鸣三省村,中央政治局在鸡鸣三省召开常委分工会后,转移到林口镇街上宿营。2月6日凌晨,红军从林口出发,经林口渭河进入云南镇雄境内,从镇雄坡头的亳都村,经茶木至威信石坎子宿营。红军在林口宿营时,中央机关领导及家属住万寿宫、黑神庙,红军战士住老百姓家里。当晚,红军在黑神庙搭戏台演戏给当地老百姓看,宣传红军为劳苦大众闹翻身的道理;红军刚要离开林口时,有一名姓赵的红军干部因患疾病无药医治死在林口街上,被当地群众安葬在老街旁的小山上,至今红军坟还在。1978年9月,原毕节县赴北京参加中国妇女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在受到邓颖超和康克清等领导的接见时,邓颖超同志曾告诉毕节县的妇联主席,中央红军长征时,她们曾住在林口的黑神庙。事实印证,1935年2月5日,中央红军领导机关到了我区的鸡鸣三省村,并在林口宿营。
     (七)军事布防分析:
  调查组通过查阅当年的史料后发现:1935年2月5日当天,龙云的滇军安恩博等部已经在云南和四川的交界处作了军事布防,以防红军入云南境;川军以长江布防,并南下驱逐红军出川,黔军和国民党中央军在黔北川南追赶红军,滇军孙渡部驻毕节县城并奉命到昭通、盐津等地阻击红军。恰巧鸡鸣三省、林口一带是没有国民党军队布防的安全地带。自从红军在土城和叙永与川军交火后,已经知道川军的战斗力是很强的,不能与其硬拼;从战略上考虑,当时红军应当从西面杀出一条血路方能跳出敌人的包围,但滇军的战斗力怎样?需要实际考量,同时又必须保证党中央机关的绝对安全。所以,红军一部分直接进军云南水田寨,而中央机关及警卫部队则分路从岔河渡口进入贵州的鸡鸣三省、林口这一安全地带。
     通过以上调查考证,考证组得到以下结论:
  1、召开鸡鸣三省会议的庄子在贵州林口镇的鸡鸣三省村,而不是云南的花房子、高坎子及四川的石厢子等其他地方。
     2、召开鸡鸣三省会议的地点是贵州鸡鸣三省村周团头家的大院里。
    
                         毕节市党史地方志办公室
                        七星关区党史地方志办公室
                            二〇一五年二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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