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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记七星关人民的抗日救亡活动

作者:周遵鹏 编辑: 来源:毕节市七星关区党史地方志办公室 发布时间:2015-06-12 17:18:04

 
 
    七星关区是黔西北革命老区的中心,这里有着许多可歌可泣的革命事迹和英雄人物。七星关人民的抗日救亡活动,是一段值得永远铭记和颂扬的历史,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是今天七星关140多万各族儿女的骄傲和自豪。

抗日救亡 七星关健儿有责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日本帝国主义通过一系列局部事变不断蚕食中国领土,激起了中国广大爱国人士和革命群众的奋勇反抗,抗日救亡的熊熊烽火传遍了祖国神州大地。
    1933年冬,贵州毕节(今七星关)人、共产党员林青,从上海出狱后,因无法找到党组织联系,便与同乡缪正元一起从上海回到家乡,在家乡继续开展革命活动。林青一回到毕节,立即同先期从省城贵阳回到毕节领导群众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的同学、好友秦天真等人取得联系,决定以学校为阵地,以进步师生为对象,然后扩大到社会进步青年以及广大群众,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根据当时的形势,林青、缪正元、秦天真经常利用文学、诗歌、绘画、音乐、话剧、歌咏等文艺形式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并在毕节城区组织联络了一批抗日救亡先进分子。通过积极筹备后,由林青提名,大家讨论通过,最先在城中女子小学(今毕节二小)成立了“毕节草原艺术研究社”(简称“草原社”),组织进步青年和学生,通过“草原社”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1934年1月,为了适应蓬勃高涨的革命形势和更好地领导、组织群众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林青根据中国共产党党章的要求和党的组织原则,在毕节五龙桥旁一居民住宅内秘密建立了以林青为支部书记,缪正元、秦天真为支部成员的中共毕节地下党第一个党支部。支部建立后,进一步加强了对“草原社”的政治和组织领导,进一步发动群众性的抗日救亡活动。林青对加入“草原社”的人员严格要求,强调“草原社”要发动武装斗争,创造条件建立苏维埃政权;加强对“草原社”的组织领导,推动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加强党建,发展党组织;设法与党的上级机关取得联系,以便及时接受党的上层组织的领导和指导等行动纲领。“草原社”的活动人员不仅有学生、教师,还有许多社会进步青年,社员很快发展到200多人。林青还要求加入“草原社”的人,首先必须学会唱《国际歌》,歌咏时不唱靡靡之音,演戏要演进步话剧,绘画要绘刚强之人,文学要写劳苦大众,要面向大众,加大抗日救亡宣传教育。
    “草原社”的主要活动地点是城中陕西庙,在陕西庙开展的一系列宣传活动,扩大了共产党在毕节的影响,给党组织的建立、党员的培养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和创造了条件;使毕节的许多学生、教师和进步青年了解了俄国十月革命,知道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找到了当时整个国家、社会不公平的阶级病源,懂得了抗日救亡的道理;使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开始走上救国救民的革命之路。徐健生、邱在先等一些进步青年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革命的骨干力量。
    “草原社”不仅在毕节城区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而且还组织社员把活动范围扩展到农村。同时,“草原社”负责人林青还有效地争取了黔军营长、毕节人范敬章所带领的黔军的一支200多人的队伍,使这支队伍成为毕节地下党领导和掌握的一支重要革命武装。
    1935年1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贵州后,林青辗转到达遵义找到了红军,并向红军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李维汉详细汇报了贵州地下党的工作情况。贵州地下党的工作得到了党中央的承认和肯定,并批准成立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李维汉代表党中央任命林青为省工委书记兼遵义县委书记,邓止戈、秦天真为工委委员,同时传达了遵义会议精神,使贵州地下党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在白色恐怖之下英勇顽强地坚持抗日救亡革命活动。

红军发展 抗日力量壮大

    1936年2月9日,在毕节地下党和地方武装的接应下,贺龙、任弼时、肖克、王震等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二、六军团,不费一枪一炮拿下了黔西北重镇毕节(今七星关区)。2月17日,红军将此前在大定(今大方)建立的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迁至毕节百花山办公。
    红二、六军团进驻毕节城后,立即广泛开展革命活动。建立毕节县中心县委,由红六军团民运部部长李国斌担任县委书记,地下党员杨杰参与机关工作。先后成立“毕节县抗日大同盟”、“毕节县抗日救国会”和建立“毕节县妇女委员会”等组织。夏曦主持召开了有劳苦人民、爱国人士参加的千人群众大会,宣讲红军的性质、任务、纪律及国内国际形势、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政治主张等。抽调干部和战士下到广大农村进行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和武装群众的工作。建立“苏维埃毕节县革命委员会”,继续发挥“草原社”成员进步师生、爱国志士的作用,配合红二、六军团组建地方工作队,深入城镇街道和区乡、村寨宣传党和红军的政治主张、抗日主张,在鸭池、朱昌、海子街、长春堡、撒拉溪、杨家湾等区乡先后建立了乡村苏维埃政权49个,为开辟、建设黔西北革命根据地,发展红军,壮大抗日力量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为了更好地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组建抗日武装,按照团结民众和一切爱国志士加入抗日队伍,不分政治派别,不论成分,一致联合起来,组建抗日救国军的施政方针,红二、六军团以毕节地下党掌握的席大明、周质夫、阮俊臣三支地方武装为基础,组建了“贵州抗日救国军”,救国军下设三个支队。由曾任贵州军政府行政总理的毕节爱国民主人士周素园担任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委员、毕节地下党支部书记邓止戈任参谋长。红二、六军团派李光清、廖明、欧阳崇庭分别担任第一支队、第二支队、第三支队的政委,席大明、周质夫、阮俊臣分别担任支队长。
    贵州抗日救国军成立后,组织毕节各界人士成立了“抗日救国委员会”和“抗日救国团”等民众团体,广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在黔西北革命根据地,由于红二、六军团的正确领导和广泛开展革命活动,毕节人民踊跃参加红军、参加革命,在短短的时间里,根据地就有五千多英雄儿女参加红军,加入抗日队伍。红二、六军团在原来的基础上,相继新建了独一团和独四团,壮大了两个军团的力量,并得到了很好的休整,成为红二、六军团扩红的“黄金时期”;贵州抗日救国军第一支队从一千多人发展到三千多人,第二支队从五百多人发展到一千多人,第三支队从两千多人发展到四千多人。同时还先后组建头步桥、鸭池、长春堡、小坝、层台、朱昌、撒拉溪、杨家湾、海子街、七星关等区乡游击队44支,共有游击队员两千四百多人。红二、六军团离开根据地北上时,抗日救国军第二支队编入红军随军北上,一、三两个支队留在根据地坚持斗争,直至解放。“贵州抗日救国军”是红军长征途中建立的唯一的省级抗日武装。1985年,为纪念长征胜利50周年,省、地、县拨出专款,对司令部旧址进行了全面修复。同年,贵州省人民政府公布司令部旧址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运输动脉 七星关人民有贡献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那时七星关区人民虽然很贫困,但仍然竭尽全力,与全国同胞一起参加了这场民族解放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终取得伟大胜利。
    七星关区位处黔川滇三省结合部,自古是襟滇控蜀的要冲和交通枢纽,可西拒滇缅,北锁川渝。抗战爆发后,国民党中央政府迁驻重庆。川渝大宗抗战物资需经四川泸州、贵州毕节(今七星关区)、云南曲靖转运滇缅战场,七星关自然成为抗战物资中转重要的交通枢纽。抗战时期,毕节是贵州省第四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驻地,早在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之前,这里就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活动。
    交通运输对于战争来说,具有至关重要的命脉作用。1937年11月,国民政府行政院下令限期修通滇缅公路,打通国际通道以利抗日。命令云南、四川两省“义务征工,限期完成”,修筑从隆昌经泸县、纳溪,至叙永县赤水河镇渡河入黔,绕道毕节、威宁进入云南曲靖以达于昆明全程967公里的川滇东路。川滇东路今贵州省境内七星关区段(从清水铺赤水河大桥至七星关大桥)全长150多公里,从东北向西南折入毕节城西出七星关关隘而贯穿全境。按照国民政府行政院的下令,川滇东路由四川第七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泸州)承办修筑。泸州专员公署一接到命令,当即以专员为指挥长,成立“川滇东路民工指挥部”,并于1938年2月下令征发民工。3月中旬,所有民工自带工具,自备工粮上路兴工,各自修筑自己县境路段。毕节县路段由毕节专员公署、毕节县政府配合“川滇东路民工指挥部”征发本县民工参与修筑。数万民工深知后方多流汗、前方少流血的道理,在深山峡谷、悬崖绝壁间,战严寒、冒酷暑,披荆斩棘,开石炸岩,挖方填土,架桥铺路,干劲十足,体现了毕节人民的一片爱国热忱、救亡之心。按照工期要求,1939年8月,全县路段修通,保证了抗战物资运输战略大动脉的及时畅通。
    为了保障川滇东路全线畅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时运输管理局建立了川滇东路管理局,该局曾驻扎当时的毕节县海子街办公。管理局所属第四运输处“泸县分处”设在蓝田镇,负责管辖从泸县小市至云南省曲靖路段。原国民政府交通部公路管理总处处长赵祖康在解放后回忆说:包括川滇东路在内的抗战时期的后方公路,较能担负繁重的运输任务,是养路工人辛勤劳动,努力养护所取得的结果。当时,川滇缅公路成为我国唯一的陆上国际通道,海外战略物资主要经由这条公路运到泸州蓝田坝转运全国。据不完全统计,约转运汽车1万余辆,战略物资49万多吨,燃油20万吨,武器弹药20万吨,绵纱布匹3万余吨之多;四川、贵州数十万吨桐油、猪鬃、钨砂和锡锭等物资,也通过这条公路出口国外。
    可以说,抗战时期,七星关民工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为了民族的生存和解放,挽救国家危亡,在滇缅抗战交通运输大动脉上提供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在这条抗战国道上所做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滇缅战场 乌蒙汉子不甘落后
    从1942年至1944年的三年间里,毕节专员公署受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军政部的指令,在管辖区内征召部分青年入伍,赶赴滇缅抗战。毕节有陈克顺、陈国昌、林时兴、胡满丰、张海山等许多优秀青年应征入伍。他们当中,有的被急调云南龙陵,编入远征军各部;有的则由昆明空运至印度利多的丁江机场,赶赴蓝姆伽,编入中国驻印远征军。
    参加滇缅作战的中国远征军中,毕节籍战士主要编入五个“黔军”师。这五个“黔军”师分别是:第66军新编第28师、第6军预备第2师、第7l军新编第28师、第8军第103师和第82师。另外,也有部分入伍青年编入第5军第200师和第6军第93师。
    由于毕节籍军人是在乌蒙高寒山区生长的,因此在滇缅抗日战场上,适应作战能力强,而且特别能吃苦。他们英勇善战,不畏牺牲,表现出了优秀的军人素质,为滇缅抗战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这些英勇的健儿中,很多青年血染沙场,战功显赫。如陈克顺、陈国昌、林时兴、张海山等,他们为抗日救国壮烈殉国,捐躯异乡,是远征军将士中的优秀代表,为今天人们所敬仰。
    中国远征军在滇缅战场上取得的胜利,不仅打通了中国战略运输生命线的中缅印公路,更重要的是拉开了中国军队对日寇进行全面大反攻的序幕,增强了全国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心。这其中的伟绩,有毕节籍战士们的鲜血凝成,有毕节人民的功劳!
 
驰骋疆场,莫忘英雄的七星关儿女
 
    抗战爆发后,七星关许多英雄儿女奔赴抗日前线作战,他们不畏强暴,不怕牺牲,英勇杀敌,涌现了像刘仁、李绍武、刘斌文这样许多的可歌可泣、永不可忘的英雄事迹和模范人物。
    刘仁(1919-1943),原名刘传辉,毕节市七星关区人,初中文化,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1936年2月,从毕节参加红二、六军团,因擅长书法、绘画,被留在红六军团政治部工作并参加长征,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8月,刘仁被编入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七一八团二营。9月,随师东渡黄河,挺进晋西北抗战。10月中下旬,参加雁门关伏击战。1939年2月至4月,随师粉碎了日军对晋西北的围攻,开辟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5月,又随师配合晋察冀八路军打击日军进犯,毙伤俘敌旅团长以下数千人,巩固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1939年4月至10月,先后参加了平原歼灭战、灵寿县陈庄战斗和著名的黄王岭战斗。刘仁身经百战,杀敌勇敢,曾历任所在部队的作战股长、营长等职。1939年底,被选送到中央马列学院学习,学习结束,回三五九旅任七一八团参谋长。1940年6月至7月,参加指挥晋西北军民粉碎日军的“夏季扫荡”。8月,参加了彭德怀指挥的百团大战。1941年,率部开赴南泥湾,开展军民大生产运动。1943年,日寇对八路军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刘仁身先士卒,英勇抗敌,不幸在华北战场的一次激战中负重伤,被日军抓住后活埋。刘仁牺牲时,英年仅仅24岁。
      


         刘仁烈士像

     李绍武(1907-1957),毕节市七星关区(原毕节县长春区王丰乡)人,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1935年2月参加红军,任川滇黔边区红军游击队分队长。1936年2月,被组织派往贵州省工委从事地方工作。同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随红二、六军团参加长征,北上抗日。长征期间,李绍武被编入红二军团六师警卫连,在六师十八团任警卫战士。1937年,抗战爆发后,编入八路军一二〇师,在一二〇师三五八旅七一六团三连担任连长并兼指导员。1938年至1947年,历任八路军一二〇师教导团副指导员、三五八旅七一六团一连指导员和三五八旅供给部管理科科长(团职)、督察处处长、中心商店贸易公司经理等职。1948年,调任山西汾西煤矿经理。1949年5月,参加解放西安。解放后,先后历任西北区人民银行发行库主任、西乡支行行长、中国人民建设银行陕西省分行副行长,1957年1月25日不幸牺牲。李绍武牺牲后,毛泽东主席亲自在荣誉证上题写了“永垂不朽”的挽词,由国家民政部颁发了革命烈士证书。



1952年,李绍武和妻子王英、儿子李西贵合影

    刘斌文(1919-1983),又名刘正祥,彝族,毕节市七星关区人,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1936年2月,从毕节参加红二、六军团。同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后,刘斌文被编入八路军一二〇师,在一二〇师三五九旅先后担任副排长、排长、连指导员等职。曾参加晋西临武战斗、五台山堵击战和百团大战。1938年,在战斗中负重伤,成为三等甲级残废,后到南泥湾参加军民大生产运动。1945年10月,随三五九旅挺进东北。1947年3月,参加攻打长春和四平等重大战役。同年10月,进入东北林区,执行剿匪任务。解放后,任东北人民政府被服二厂党总支书记、东北军区后勤部医院院长等职。1958年,历任辽宁省辽阳市襄平区副区长、区委副书记和辽阳市建设局党委书记。1966年2月离职休养。1983年,刘斌文病逝后,《辽阳日报》于5月27日发表了《向刘斌文学习》的文章,称赞刘斌文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人民群众学习的楷模、中国人民的好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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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革命人士周素园资料

      周素园( 1879—1958),又名培艺、别字树元、澍元、毕节县人,清末贡生。
      素园年青时深痛清廷腐败,立志改良政治,寻找救国之策。曾对贵州提学使严修说:“中东之役(即中日甲午之战),丧师辱国,强邻环伺,惧陷瓜分。我辈尚不丞谋改良政治以图救亡,宁再事咬文嚼字耶!”他觅读提倡新学及维新改良的书报,逐渐接受维新派的思想,主张“注意教育以开民智,提倡实力以抗外力”(见“素园书牍”卷一《与路少遽》)。1905年,素园在贵州路矿总公司副总经理于德楷等资助下,开始筹办《黔报》,于1907年8月17日创刊,为贵州第一份报纸。素园利用《黔报》,宣传爱国主义,反对列强瓜分中国,唤起民众,推行政治改革。与此同时,他接受张百麟的意见,为筹建革命政党作准备。同年1 1月,与张百麟等发起建立贵州自治学社,为推翻清王朝反动统治从思想上、组织上秘密进行准备。到1910年,自治学社成员发展到10万人,分社遍及全省。年底,通过同盟会贵州支部长平刚的介绍,自治学社集体参加了同盟会,成为孙中山领导下的革命团体。
      1911年9月,四川爆发保路斗争,贵州也掀起反对将四国借款移为建筑贵渝铁路的斗争。素园认为革命时机已成熟,和张百麟、陈永锡等商定为举行武装起义积极进行准备。同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湖北宣布独立;接着,湖南、陕西、云南相继宣布独立。自治学社于1 1月3日晚发动武装起义,一举夺取政权,建立了大汉贵州军政府。军政府由都督、行政总理、枢密院三部分组成,素园出任行政总理。
      1912年3月,宪政党与刘显世勾结云南军阀唐继尧,引滇军入黔,颠覆军政府,捕杀自治学社成员。素园被迫逃离贵阳,取道毕节入川。当时正值素园发妻病故,他满怀悲痛,委弃子女,开始了近10年的政治流亡生活。素园取道武汉至北京,一面通电全国,揭露宪政党勾结滇军颠覆军政府的罪行,起草了《致北京政府》、《致国务院》、《致孙中山》、《致袁世凯》等函电,一面向袁世凯的总统府和国务院提出控诉。他的斗争不但被当局置之不理,反被袁世凯明令通缉,被迫离京到四川。此后,迫于生计,曾短期在四川省合川县署办文案,继又任北洋政府交通部顾问。1918年3月,素园被奉军副总司令徐树铮任命为总司令部秘书。在徐部3年,素园“欲假其力讨伐刘显世”(见《素园书牍第5卷跋》),但终未如愿。
       1920年11月,贵州政局变化,刘显世被逐。素园应贵州省长王伯群、黔军参谋长何应钦电邀,于1921年10月回贵阳,任黔军总司令部参议,后又兼任秘书长。次年1月黔军内讧,何应钦被赶走,素园辞职回毕节,准备定居。
      1922年5月,贵州军阀袁祖铭率“定黔军”由四川回贵州夺得政权,邀素园任定黔军总司令部秘书长。8月,袁任省长,委素园为政务厅长兼省府秘书长。1923年5月,滇军再次侵黔,袁祖铭败退四川,素园请假去上海休养。袁祖铭于1924年5月在重庆出任川黔边防督办,电邀素园到督办公署任秘书长,并代表袁去北京与段琪瑞政府联系时,素园提出事毕后“赐放还山”为条件。1925年8月初,素园辞职。对这段历史,素园常感内疚,曾在1937年5月11日的家书中写道:“生平只有被袁鼎卿(注:即袁祖铭)屈服,是我一个污点。贵阳时期是武力劫持;重庆时期生活没有完全解决,也占这次合作的相当成分”。
      1925年9月,素园回到毕节,此后10年,闭门读书,总结自已亲身经历的经验教训,探索挽救国家、民族危亡的道路。不仅熟读历史和中外资产阶级先驱思想家的名著,还认真研究马列主义,思想有了新的飞跃。这个时期,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三省,逼近华北,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祖国危在旦夕,素园深痛报国无门。当1936年2月中国工农红军二、六军团到达毕节,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组织抗日队伍时,素园虽已58岁,仍担任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员,毅然离别家小,跟随红军长征。长征途中,利用旧交和社会影响,给滇军将领龙云、孙渡、鲁道元写信晓以大义,击中要害,促使滇军避免和红军作战。红二、六军团通过云南北上,素园作为红军的一员,翻雪山,过草地,历尽艰辛,于1936年12月到达陕北保安,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多次接见,并同他作了长时间的谈话,鼓励他继续学习和工作。12月底,到达延安。“西安事变”发生时,素园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写信给何应钦、王伯群、吴忠信、张学良、朱绍良等,以推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1937年,国共第二次合作谈判期间,又写信给张道藩、张继、吴忠信、冯玉祥等,以推动国共合作早日实现。
      抗日战争爆发后,素园被任命为八路军高级参议。不久,他身患严重疾病,久治不愈,不愿成为共产党、八路军的“累赘”,就向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反映回贵州继续为党工作的想法。毛泽东同意他的计划,亲笔写信慰问。临行前毛泽东、朱德等设宴为他饯行。毛泽东对他说:“周先生,你虽没有入党,总算红军的一员,交情如此,不可以不知道历史,行前你可否简单的写一点留给我”。次日,他送了自传去,毛泽东复信说:“你以往的已足自豪了,今后更辉煌的将来,应该是我执笔来补写”。
      1937年10月,素园离开延安,以八路军高级参议的身份,带着毛泽东给西南各省国民党政府领导人的亲笔信,访问国民党政府的西南各省当局,要求释放政治犯,并宣传共产党团结抗日的主张,扩大政治影响。在他的动员下,代理四川省主席邓汉祥同意汇法币4万元补助陕北公学经费;四川省动员委员会的张澜、胡景伊乐意把彭德怀论游击战的小册子大量翻印送给群众。在昆明,素园广泛接触各界人士,曾介绍朱家壁(解放后任云南军区副司令员、少将)、黄俊(曾任北京军区后勤部卫生部部长等职)去延安学习深造;募得巨款购买“云南白药”2万盒,邮寄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转运前方急救伤员。从而为国民党当局所不容,云南省主席龙云对他下了逐客令。回到贵阳,国民党当局不准久留,让他回原籍。1938年,国民党政府表面委任素园为国民参政员、省府参议等名义,暗中则严密监视。素园从此闭门谢客,埋头读书,从事著述。这一时期贫病交加,但从不事亲友应酬,更不赴宫绅宴请,艰苦度日,以待光明。解放前夕,国民党妄图将他劫持,幸早作准备,未受其害。他暗中筹划,维持毕节社会秩序,迎接解放军。
      解放初,毕节各界推选素园为支前委员会主任。1950年初,应中共贵州省委邀请赴贵阳,此后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贵州省人民政府副主席,1951年10月,出席全国政协第二次全体会议,1954年,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5年,被选为贵州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他积极拥护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兢兢业业地工作。结合斗争实际,撰写了许多文章在报刊上发表,还写了不少提案与建议,体现了为革命事业认真负责的精神。
1958年2月1日,素园因病逝世,享年79岁。中共中央统战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以及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贺龙等发来唁电。省委挽联写道:“万里共长征,人民事业资匡助;一心服真理,马列宏谟有会通”。
      素园一身著作甚多,主要有:《贵州民党痛史》、《贵州护国护法两役战史》、《贵州陆军史述要》、《西行回忆录》及《素园文存》五卷,《素园书牍》十四卷,《光明日记》二十三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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